“农民城”赞美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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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平阳县鳌江地图
2010年02月25日 16:07

那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迹，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怀里揣着自己的钱，一层层地围着“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”里的龙港地图，寻找并确认着自己未来生活的落点。

一
岁月像一条河，不觉间，我已经越过了而立之年。如果时光可以裁剪，那么这 30年的岁月大致可以裁为三截，一截为农村的童年生活，一截为求学生活，还有一截为城市生活。
我于 1974年出生在浙江省苍南县钱库镇的一个乡村。前 10年我是在农村长大的，在温州的江南（螯江以南）平原农村。底层农民生活非常穷苦，但从那时起，这些农民就已经是“躁动的婴儿”，向往着改变生存的环境。
当时父亲被村里誉为“能人”。他是家中长子，小学毕业后，家里没有能力供他继续读书，就辍学在家。在我 4岁的时候（ 1977年），父亲与一班朋友打算集资在村里办一家炮竹厂，父亲由于口才好，头脑灵活，善于经营，为人诚实，被推选为采购员。
那时“文革”刚结束，中央政策有所改变，可农民对办厂这样的大事还不敢问津。而父亲的一班朋友，怀着朴素的致富愿望，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投入进去。在我印象中，父亲在入股前与奶奶、两个叔叔商量了整整一夜。
工厂办起来了，父亲担任采购任务，在人们的眼里这是一项“肥差”，因为可以经常到外地出差，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。
当时尚处在计划经济时代，市场对商品需求旺盛，所以工厂产品销售不愁门路，工厂效益很好，人心也很齐。当年工厂就有 “分红”，几年下来，父亲与一班创业伙伴富了起来，村民们羡慕不已。
20世纪 80年代初，父亲与他的创业伙伴们被人称做“万元户”，是江南农村中第一批富起来的人。
我是家中的长子，我是幸运的，因为父亲的创业成功，使我没有与同龄人一样吃那么多苦。但是，我绝对没有想到，农民的儿子有一天会过上像城里人一样的生活，而这一切是在一天内改变的。
二
我记得读小学二年级时，有一天父亲说要到钱库镇里去开会，我吵着要跟去，父亲也没有反对，就带我出去。
钱库镇当时已经很繁荣，商铺林立，人来人往，是浙闽有名的综合性市场中心，新中国第一家钱庄就出现在这里。
父亲把我带到钱库的天主教堂，到那里后，我乐了，原来许多父亲的朋友们也在这里，他们与父亲打招呼的时候，总是不忘摸摸我的脸。教堂里面空间很大，参加会议的人很多，大约二百多人。一会儿，主席台上一人宣布会议开始，随后一位干部模样的人就滔滔不绝地做报告。我当时觉得很好奇，听旁边的人议论，才知道作报告的人叫 “定模”，官挺大。我坐在父亲的膝盖上，对“定模”的报告似懂非懂，这个报告好像要求参加会议的人到一个叫“龙港”的地方买地基，盖房子。他讲了很多，印象比较深刻的是，他对房子的结构有规定，只能是四层楼以下，房子前面不能有阳台等等。
终于等到“定模”讲话结束，参加会议的每个人都领到一张表格，内容好像是与购买地基有关。我看到父亲与他的朋友三五人聚在一起，热烈地讨论要不要买地基的事情。最想当初龙港青年王均瑶“胆大包天”的豪情壮举何在？龙港为什么从原来“温州第一强镇”的位置上跌落下来？龙港还会重现昔日的荣光吗？
暑假结束后，我回老家读书了，但是龙港的暑假给我留下难忘的回忆，这里一切是那么新鲜，这里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让我无限怀念，这里一夜之间竖立起的幢幢高楼大厦，让我感到无限的新奇。尽管那时我还是一名懵懂的少年，但是与老家安静的生活相比后，父亲与他朋友把表格纷纷交上去。我当时听到最多的词语就是“龙港”。
长大后，我才知道，我参加的这个会议是多么有历史意义，因为从那天开始，像父亲这样的一群富裕起来的农民，投身于建造一座城市的伟大工程中，这座城市就是我现在生活、工作的地方 —龙港镇。而那个“定模”，就是龙港这座农民城的缔造者陈定模。
当然，那时他们还不明白，买一间房子与一座城市有什么关联，对父亲这一辈人而言，有钱了，买房子过上好日子是最正常不过了。
那一天回家后，我看见父亲与奶奶商量买房子的事情，父亲与奶奶没有讲龙港，只讲“方岩下”，当时村子里没有人知道，我家会到“方岩下”盖房子。
现在想起来，父亲没有对同村人讲买房子的事情是有道理的。一是父亲是个比较低调的人，干任何事情不喜欢张扬；二是当时在农村只需花 500元，就可以在自己的地基上盖一间像样的房子。到方岩下盖房子，会被村里人笑话的。那里距离我所在的柘园村很远，乘船近两个小时，人生地不熟，语言也不同（我们讲蛮话、方岩下讲温州话），人们自然难以理解。
大概过了一个月，从父亲与奶奶的谈话中知道，父亲已经在龙港这个地方买了一间地基。
很快，亲戚还是知道了这件事情，他们议论、感慨：父亲这样的聪明人也会做傻事。